1964中法两国建交背后秘闻戴高乐曾试图访华

发布时间：2020-02-26 18:33:20 阅读：次来源：桥架厂家

1964中法两国建交背后秘闻：戴高乐曾试图访华

富尔一再以戴高乐的口气强调实现第一方案的重要性，反复声称法国政府绝不是以此办法搞“两个中国”，而是法国政府认为法、中两国无条件建交就意味着和等于法国政府断绝了和台湾的外交关系。

戴高乐派前总理富尔到中国谈判

20世纪60年代，正是美苏两大阵营争夺世界主导权的时期。在这两大阵营中，都有主张推行独立自主外交政策的国家，那就是在西方阵营里的法国和在东方阵营里的中国。中国与法国一样，不甘于成为其他国家的附庸，在很多问题上有着共同点，如两国都拒绝在美苏一统之下的防止核扩散条约上签字。共同的外交原则和对国家利益的看法，使两国开始走到了一起。

法国是北大西洋集团的重要成员国之一。美国想在北大西洋集团中当盟主，常常以盟主的身份发号施令，这引起了欧洲一些成员国，特别是法国的不满。他们同美国在政治、军事、经济上的矛盾逐渐增多，争论和分歧也不断加大。

1958年，戴高乐在法国重新上台执政。他一上台，就重提维护国家主权、民族利益、独立自主等口号，把矛头直指美国，法美之间的矛盾与争执不断加大和升级，控制和反控制的较量在暗中进行。美国千方百计要推行其“在美国领导下的大西洋共同体的欧洲”的计划，与英国结成特殊的盟友关系，力图把西欧置于美国的绝对影响和控制之下。而以法、德等为主的欧洲派，则提出了“欧洲人的欧洲”的主张，作为反对美国控制西欧的纲领性口号。

60年代初期，两派矛盾发展到白热化的地步。法国从实力地位出发，为了打破美国的核垄断地位和核讹诈政策，一边积极建立自己独立的核力量，一边大力团结除英国之外的西欧五国（意大利、联邦德国、荷兰、比利时、卢森堡），试图在欧洲形成一个反苏抗美的第三种势力。

看到欧洲一天天失去控制，美国十分恼火。面对法国的挑战，美国军事、经济双管齐下，向法国施加压力。美国首先抛出所谓的多边核力量计划，迫使法国交出自己的核武器；其次向欧洲共同市场内“掺沙子”，力促英国挤入欧洲共同市场，以牵制和削弱法国在欧洲共同体中的地位和作用，同时拉拢意大利、荷兰等国；向联邦德国施压，破坏法、德一体化合作计划。

戴高乐也不示弱，先是在1963年春，拒绝了美国炮制的多边核力量计划，后又在英国加入共同市场的布鲁塞尔谈判中，以强硬的态度迫使这场潜藏着美国阴谋的谈判破裂。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内部分裂日益公开和深化。在这种情况下，戴高乐不得不调整他的外交政策，以抗衡美国。这时，他想到了东方社会主义大国———中国，打通与中国的正常关系之路，就可以提高法国的战略地位，因而与中国沟通，便成为戴高乐全球战略中重要一环。

虽然戴高乐有意同新中国发展关系，但在当时，法国政府仍在阿尔及利亚进行殖民战争，而中国必须支持阿尔及利亚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直至最后胜利。因此，中法建交一直无法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1962年2月，法国同阿尔及利亚签署了《埃维昂协定》，结束了战争，从根本上扫清了中法关系中的障碍。

1963年，戴高乐认为正式建立中法外交关系时机已经成熟，遂派老牌政治家、法国前总理埃德加·富尔作为他的代表，到中国进行谈判。

这年，中国外交部接到了富尔的信，信中提出他希望来中国访问。经过研究，中国同意了他的要求。但是，由于两国尚未建交，不可能通过外交部进行邀请，于是中国就按照当时的惯例，交由中国外交学会来处理此事。中国外交学会是一个半官方的民间机构，隶属于外交部，当时的会长是张奚若。

张奚若立即向富尔发出了正式邀请函。富尔曾于1957年来华访问过，亲眼看到过中国的实际情况，并对中国的内外政策做了认真的研究，曾对以美国为首的国际反华势力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提出不同的看法。他认为法国不应当奉行“两个中国”的政策，戴高乐在不同程度上也同意他的看法。

为避免外界注意，富尔将这次访问对外宣称为私人访问。

富尔向中国政府提交了法中建交的3个方案

10月2日，富尔携夫人到达北京和中国领导人会面后，立即向中国政府提交了法方拟订的法国政府和中国政府建立正常外交关系的3个方案：

1、无条件承认方案。法国政府正式宣布承认中国，中国表示同意。

2、有条件承认方案。法国政府表示愿意承认中国，中国提出接受承认的条件。

3、近期承认方案。法国政府对中国先不作政治上的承认，但两国形成特殊关系的局面。

在这些方案中，有积极的正视现实的方面，正如富尔一再表示的那样：“戴高乐总统已经答应，我们法国政府在和中国政府建立外交关系的时候，决不采取英国式的拖泥带水的半建交方法。”但也有消极的方面，如它同样保留着一个像小羊尾巴似的台湾问题：法国希望在台湾保留一名低级职位的人员。在这个问题上，富尔也自知理亏，虽然一再企图辩解，但仍漏洞百出，一会儿说这是戴高乐的希望，一会儿说这是法国政府处理外交事务的传统，一会儿又说这是纯技术问题，绝不涉及“ 两个中国”。

富尔对上述3个方案解释说，戴高乐希望能争取立即实现第一个方案，至于第三个方案，法国政府只是把它当作备用方案，根本无意采取。从富尔的解释中不难看出，一方面法国政府对同中国建立正常外交关系的要求是急迫的，但另一方面它又想避免正式公开声明同台湾断绝外交关系，而想以法国政府自以为冠冕堂皇的无条件承认方式绕开这个矛盾。法国政府这样做的意图是，既可取得同中国建立正常外交关系的实际结果，又可对法国统治集团内的反华势力和亲蒋分子作点妥协，并给台湾一些安抚；此外在对美、英关系方面也留下适当的回旋余地。

富尔一再以戴高乐的口气强调实现第一方案的重要性，反复声称法国政府绝不是以此办法搞“两个中国”，而是法国政府认为法、中两国无条件建交就意味着和等于法国政府断绝了和台湾的外交关系。同时他又说，戴高乐在发展同中国的关系方面无任何顾虑，法国是自主的，不需要顾及与别国的关系，也没有必要看美国的脸色行事。富尔的这些解释恰恰从另一个方面暴露了法国政府的内心所想。但富尔也知道中国政府绝不会拿原则做交易，所以又准备了第二方案，留下可进可退的机动余地。

中、法建立正常外交关系的谈判在形式上是比较和平的，气氛是比较轻松的，最后达成协议的时间也是迅速的。但是，在谈判桌上，中国反对“两个中国”的态度也是坚决的。

中法建交与富尔的出尔反尔

富尔这次访华，中国给予了最高规格的礼遇。毛泽东和刘少奇分别接见了他。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单独或共同和他先后在北京、上海等地会谈了6次。对一些重大国际问题的看法，双方基本一致或比较接近，有着较多的共同语言。

富尔虽曾表示过在对华关系上玩弄“两个中国”的做法是不可取的，并认为法国政府没有理由奉行这一政策，但是当他正式受命与中国进行建交谈判时，却又以变相的“两个中国”的方案作为了同中国讨价还价的底牌。当然在中方的坚决斗争下，法国政府不得不面对现实，最后解决问题。

在这次谈判中，中方始终本着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克服了法国方面带来的一些障碍，速战速胜达成了两国建立正常外交关系的协议，在中国同西方国家的关系上，取得了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突破。针对法国政府提出的3个方案和其中存在的问题，周恩来在详细地阐述了中国政府的立场后，提出了积极的有步骤的直接建交方案。中、法两国政府建交声明的内容有3点：

1、法国政府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提出正式照会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并立即建交、互换大使。

2、中国政府复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作为代表中国人民的惟一合法政府欢迎法国政府的来照，愿立即建立外交关系，互换大使。

3、双方同时发表上述照会，立即建馆，互派大使。

中国政府提出的建交方案非常合情合理，对于这样一个合情合理的建交方案，就连能言善辩的富尔也觉得提不出任何异议，只是说，由于他未被授权签署正式协议，他将携此方案返法向戴高乐复命后，立即答复我方。中、法两国政府关于建立正常外交关系的初步的但又是实质性的重要谈判至此告一段落。

富尔回到法国，中法两国建立正常外交关系的谈判事宜就交给两国外交部来办理了。经过双方协商，法国政府外交部指派了专门的官员负责此事。当时中国指定的是驻瑞士大使李清泉出面和法国方面的代表接触。

经过磋商，中法两国于1964年1月18日达成协议，决定于1月27日同时发表建交公报，并于3个月内交换大使。

但在继续磋商的过程中，富尔却于1月11日以他个人的名义在法国报刊上发表了一篇重弹“两个中国”滥调的文章。文章说什么法国不承担撤销对蒋帮承认的义务，法国在台湾设立领事官员纯属法国之事，甚至还说台湾一旦独立，法国仍可对其承认等。

针对富尔的谬论，中国政府决定于两国建交公报发表的次日即1月28日，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声明的形式表明中国的严正立场。声明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作为代表全中国人民的惟一合法政府同法国政府谈判并且达成两国建交协议的，按照国际惯例，承认一个国家的新政府，不言而喻也意味着不再承认被这个国家的人民所推翻的旧的统治集团。中国政府是根据这样的理解，同法国政府达成中、法建交和互换大使的协议的。中国政府认为有必要重申，台湾是中国的领土，任何把台湾从中国的版图割裂出去或者其他制造“两个中国”的企图，都是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绝对不能同意的。

中国政府这个声明发表后，法国政府没有再提出新的说法，富尔也变得沉默起来，因为他发现拿台湾问题做文章不是一个有建设意义的策略。

戴高乐访华的愿望一直未能实现

戴高乐对中国一直神往不已，对毛泽东和周恩来怀有很深的敬意，在他生前，多次流露想来中国访问的愿望。中国方面也非常欢迎他访华。他的访华愿望一直未能实现，这有多方面的原因。主要的是戴高乐作为一代伟人，他有着异乎常人的自尊心，不愿先来华，而希望中国领导人先迈出第一步，率先访问法国，以免给人留下屈尊就驾的印象。可是，在当时，中国也有一条类似的原则，根据当时的国际形势，中国领导人同资本主义大国领导人进行互访，必须“他先我后”。

1964年8月，法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对我国驻印尼代办说，戴高乐最近要到拉美各国访问，他想去中国访问，以加强同中国的关系。

10月，西哈努克亲王向陈毅副总理建议邀请戴高乐访华。

12月，富尔向我国驻法大使黄镇也提出了相同的建议。

1966年2月17日，法国外交部亚欧司司长马纳克向我方表示，欢迎周总理访法，同时欢迎陈毅副总理出国访问时顺道访问法国。

5月16日，戴高乐接见黄镇大使时又亲自重申邀请周总理访法。法国此举除了要求法中应在政治上保持经常、密切的往来以加强彼此的关系外，另一个羞怯的意图其实也很明白，戴高乐总统是想先让周总理访法，以便他下一年访问柬埔寨和日本时顺便回访中国。

6月22日，黄镇大使对法国蓬皮杜总理说，周总理表示愿意访法，并感谢法国总统阁下的邀请。但遗憾的是，由于该年下半年周总理的日程已有安排，不能应邀访问贵国。周恩来认为，两国领导人的相互访问对促进两国关系的发展和增进两国之间的相互了解是有益的。他愿意邀请蓬皮杜总理于今年下半年访华。蓬皮杜总理说，如周总理在时间允许的时候来法访问，他将受到同我们两国关系相称的接待。我很满意地听到中国政府和周恩来总理邀请我访华，但我的日程也很紧，下半年议会要讨论预算，1967年初要举行大选，选举期间，政府首脑不能出国访问。

1969年4月28日，戴高乐因“建立区城”和“改革参议院”两项法律草案举行公民投票失败而不得不宣布辞职，从此退出政坛，隐居科龙贝教堂，潜心写作自己的回忆录，不再和公众见面。戴高乐以总统身份访华的愿望终于未能实现。

戴高乐去世后，中国政府决定以最高规格吊唁

即使是在下台后，戴高乐的访华愿望仍然很强烈，并多次在不同场合表示了希望访华的愿望。

1970年6月，美国《新闻周刊》曾有一篇报道提到，戴高乐曾向其友人表示，希望自己在有生之年会见毛泽东。

但是，正在为自己的回忆录而辛勤工作的戴高乐却不幸于1970年11月9日因心脏病发作骤然辞世了。

由于戴高乐为中法建交做出了重大贡献，所以在他去世后，中国政府决定以最高规格吊唁，以表达对这位法国国家首脑和世界著名的将军的敬意和深切悼念，并推动中法两国友好关系的发展。

毛泽东主席、董必武副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分别给戴高乐夫人和法国总统蓬皮杜发去唁电。毛泽东在唁电中写道：

“获悉夏尔·戴高乐将军不幸逝世，谨对他，反对法西斯侵略和维护法兰西民族独立的不屈战士，表示诚挚的悼念和敬意。”

董必武和周恩来在唁电中表示，相信“在戴高乐将军推动下建立起来的中法两国的良好关系，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将会继续得到发展”。

戴高乐将军的宗教悼念仪式在著名的法国巴黎圣母院举行，中国政府任命黄镇大使为中国特使参加了法国政府举办的这次悼念仪式。

在北京，董必武副主席、周恩来总理、李先念副总理、郭沫若副委员长等领导人到法国驻华使馆参加了使馆举行的吊唁仪式。

中国还在天安门、新华门和外交部下半旗以示哀悼。

中国对戴高乐逝世的隆重悼念，在法国官方和各阶层人士中特别是戴高乐的生前友好和家属中引起强烈反响。

11月14日，法国驻华使馆给中国外交部来照，转达法国领导人对中国领导人的深切谢意，说法国政府和人民高度评价中国政府和人民为戴高乐将军的逝世而举行的哀悼，因为这不仅珍贵地表明了对光荣的死者的敬意，而且也进一步证明了中法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

12月1日，毛泽东收到了戴高乐夫人给毛泽东发来的感谢电，电报说：“您友好的来电和悼念戴高乐将军的话使我十分感动，我真诚地感谢您在我的痛苦之中对我表示的同情。”

法国新闻媒介对毛泽东所发唁电非常重视，法国电台一收到毛泽东的唁电，立即全文播发，并发表评论认为，这是一个“不寻常的态度”。

戴派青年组织“争取进步青年联盟”主席格罗斯曼说：“正如毛主席永远是正确的一样，他在唁电中对戴高乐将军的评价也完全是正确的。”他们还热情地认为，毛主席的唁电“是所有唁电中最好的”。

中国人民不会忘记戴高乐总统生前为实现中法关系正常化而做出的努力。